剑桥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并不是那流经校园的卡姆河，或者河上的一座“数学桥”，而是那些修剪得方方正正的草坪，绝不亚于任何一支英超球队的主场。我在王后学院的食堂里用了午餐，里面环境之整洁、优雅可以与我所见过的任何一家星级饭店媲美。
　　
　　作为中转站的伦敦
　　本世纪的第一缕春光初现之际，我搭乘英国维珍航空公司的班机从上海飞抵伦敦。在欧洲三大名城中，伦敦是我最后探访的处女地。尽管有整整十天的闲暇时光，可是，我早年初访巴黎和罗马的激情不再，至少做笔记的好习惯丢失了，现在只能凭借模糊的记忆来叙述。
　　当初我接到哥伦比亚安第基奥大学的邀请，准备去梦寐以求的南美大陆时，我首先面临的是中转站的选择。由于远东到南美的距离遥远，需要十五个小时以上的飞行时间，而现有的民航客机无法提供如此长久的服务。
　　选择伦敦的主要原因是，我已经造访了北美的所有名城，而欧洲大陆与波哥大通航的城市全是在申根国家，即使我未曾游览以后也有的是机会。(根据“申根协定”，旅游者如果持有其中一国的有效签证即可合法地到所有其他申根国家参观。英国不是“申根协定”的成员国。)出乎我意料的是，英国签证是如此顺利，无需任何邀请，当天我就在上海商城的领事馆取到了。
　　接下来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英国没有一家航空公司同时飞上海和波哥大，这无疑增加了旅行费用。不得已我购买了维珍的单程机票，横跨大西洋的航班就等到了英国以后再选择。与此同时，我也在寻找伦敦的落脚点，以往我经常投宿青年旅店，可这次带着两个行李箱，需要一个寄存的地方。
　　于是，我和伦敦大学的赵毅衡博士互通了伊妹儿，他早年写诗，后来成为著名的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和文化批评家，十几年前我就是他翻译的两卷本《美国现代诗选》的读者，当时可以说是爱不释手。赵先生和我素昧平生，没想到他不仅一口答应让我寄存行李，还热情地邀请我住到他府上。这样一来，我就在热切而温馨的期待中，首次飞越了英吉利海峡，抵达伦敦西郊的希思罗机场。
　　走过希思罗长长的甬道，乘坐PICCADILLY线，四十五分钟就到了市中心，再换乘两次地铁向南，穿过泰晤士河下面的隧道，用了大约一小时的时间，我找到离开温布尔顿不远的Runnymede街131号。那便是赵博士的家，一幢带小花园的两层排屋，他在门厅里和我相见，其时他那声名远扬的小说家夫人虹影刚好去瑞典参加笔会，只有她的姐姐帮助料理家务。
　　赵博士谈吐的锋芒一点不减当年，我的意思是，与他的年龄相比，他使用语言的频率快极了，观点直截了当且有说服力，这从他后来发表在《万象》和《书城》杂志上的一系列文章也可以看出，准确的判断让人心领神会。由于赵先生教务繁忙，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从成都移居伦敦的诗人胡冬就成了我的主要玩伴。
　　
　　在伦敦走马观花
　　胡冬的情况与我巴黎的朋友宋琳大致相同，因为娶了一位英国留学生迁居海外，他的妻子凯利是一个快乐自在的中学教师。巧合的是，胡家和赵家相距不远，这在诺大的伦敦甚为难得。作为一名早慧的诗人，胡冬的成名作《乘一艘慢船去巴黎》表达了他对法兰西的向往，而他后来却径自来到了伦敦。
　　从第二天开始，我白天游览市容、黄昏与胡冬小聚、入夜再回到赵家。伦敦的名胜之多不亚于巴黎和罗马，泰晤士河畔的伦敦桥和伦敦塔，议会大厦、大笨钟和威斯敏斯特教堂，还有因电影《魂断蓝桥》出名的滑铁卢桥；相对开阔的公众聚集地：海德公园、特拉法斯特广场、莱切斯特广场和考文特花园；其他游客必到的地方：大英博物馆、泰特美术馆、伦敦蜡像馆、白金汉宫、唐人街十号、肯辛顿花园、圣保罗大教堂，等等。
　　虽然我走访过伦敦新区，那里高楼林立，是全世界仅次于纽约的金融中心，仍对大街小巷里无处不在的公用电话亭感到好奇。那种红色木质的电话亭小巧可人，有趣的是，里面贴满了妓女的广告，每一张都制作得和明信片一样精美。在莱切斯特广场看杂耍的人群中，我巧遇前国足范志毅和他的新娘，他和孙继海当时在水晶宫队效力。
　　在伦敦期间，有三处地方耗费的时间相对较长。一次是去北郊的海格特公墓拜谒卡尔·马克思墓，几乎见不到游人，最后是在一位前波兰共产党员的指点下才找到。另一次是周末郊游，胡冬开着他的飞亚特，载着凯利、我和小燕(他在川大念书时的小妹)，来到一处我们在电影里经常见到的草地和森林的边缘，聆听了旷野里英国乌鸦的几声鸣叫。
　　小燕家住汉堡，她和德国丈夫一共生育了三个儿女，眼下又有了身孕，因此获得恩准来伦敦游玩。这第三次便是和小燕去考文特花园看韦伯的音乐剧《猫》，这出戏取材于诗人艾略特为儿童写的一首长诗。自从1981年公演以来，出人意料的火爆，可惜在我看过两年以后，即在伦敦上演21周年之际落幕，共演了九千场。
　　这出戏在北美和欧洲大陆也同样火爆，不久以前，这一浪潮甚至席卷到了北京。剧末老猫王唱的那首《回忆》尤为动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英国人通过这出音乐剧来记住艾略特，就像中国人通过一起卧轨事件来记住海子一样。
　　
　　“方方正正”的剑桥大学
　　“如果你厌倦了伦敦，那么你一定厌倦了生活。”一个多世纪前，体弱多病的英国辞典编撰者萨缪尔·约翰逊这样描绘伦敦。可是，我在伦敦才玩了几天，便寻机离开了。一天上午，我在滑铁卢车站乘上一列普通快车，独自向北去了剑桥——一座闻名于世的大学城，一路饱览了英格兰的田园风光。
　　两小时后，我走出剑桥车站，沿着惟一主要的街道东行。这座历史悠久的大学培育出了众多杰出的人才，可是只有一位与我曾有过交往，那就是著名数学家、菲尔茨奖得主阿兰·贝克教授。十二年前，他曾到访我任教的大学，我有幸成为他在杭州期间的全程陪同。
　　记得有一天，我们从九溪山上回来，路见一位妇女摔断了腿，随即取消了去凤凰山的计划，驱车把她送到浙二医院。那时媒体极少报道外国科学家来访的消息，贝克教授的名字因为这次助人为乐事件首次出现在中国的报纸(《钱江晚报》)上，这成为他中国之行最有纪念意义的事件。
　　贝克教授后来和我互赠过几张贺年卡，并邀请我到访英伦时一定要去看他。可是，当我敲响他那位于三一学院内的寓所大门时，无人应答，门卫说他刚刚离开。不得已我去瞻仰了他的前辈，艾萨克·牛顿的塑像，不经意间见到另一尊露天坐像，那是十八世纪的剑桥毕业生威廉·皮特，24岁就做了英国首相，先后长达二十年，直到在任上去世。有意思的是，少年得志的皮特也与牛顿爵士和贝克教授一样终生未婚。
　　剑桥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并不是那流经校园的卡姆河，或者河上的一座“数学桥”，而是那些修剪得方方正正的草坪，绝不亚于任何一支英超球队的主场。我在王后学院的食堂里用了午餐，里面环境之整洁、优雅可以与我所见过的任何一家星级饭店媲美。
　　
　　诺曼底对岸的布莱顿
　　回到伦敦没多久，我又南下去了英吉利海峡边上的布莱顿，对岸正是法国的诺曼底。我对位于海滨的娱乐城和海水浴场印象深刻，据说正是海水浴的兴起才使布莱顿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城市。最近，我看到一则报道，市政府有意把布莱顿建设成为欧洲的拉斯维加斯。可是，那毕竟是我第一次站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海峡边，城市和她的发展趋向不能引起我的特别关注。
　　当然，我选择布莱顿的原因不在于此，还由于二十世纪英语世界最受尊敬的作家之一格雷厄姆·格林有一部小说叫《布莱顿硬糖》。格林的作品主要探讨在当代不同政治环境下，人类道德观念的含糊。从36岁那年开始，格林作为一名自由撰稿的新闻记者，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旅行，同时为其小说寻找故事和背景地点。
　　综观格林一生的写作，他的主要兴趣集中在“事物的危险的边缘”，这是布朗宁的一句诗，格林将其视为“对我全部作品的概括”。事实上，格林关心的总是间谍、刺客这类人物，他本人在二次大战期间在西非做谍报工作，即使在其他地方，他的真实身份也极有可能是英国间谍。
　　
　　和诗人杨炼有约
　　离开伦敦的前一天早上，我在赵兄的客厅里见到了虹影。她略施淡妆，比起读者经常见到的青春靓丽的照片来，显得更为质朴。虹影头天晚上刚从斯德哥尔摩回来，令我感动的是，她竟然连夜看完了我送给他们的新书《北方，南方：与伊丽莎白·毕晓普同行》，并从小说家的角度出发，和我探讨了虚构的可行性，从中我感受到她那清晰的思维和编故事的才能。
　　如若不是旅途的劳顿，贪玩的虹影肯定会跟我们去泡吧的。事实上，在伦敦的最后一个晚上，赵博士本打算为我饯行。可我却有约在先，几天前胡冬就和著名的朦胧诗人杨炼夫妇约好在一家酒吧里相见，记得那是一个相当热闹的街区，托尼·布莱尔的宅第附近，酒吧里的顾客只有立足之地。
　　瑞士出生的杨炼从小在北京长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定居伦敦。他留着一头披散的长发，笑容可掬，同来的还有一位学者朋友。他的夫人友友则剪短发，生性活跃，情绪始终被音乐控制着。没聊多久，友友和我便开始旁若无人地跳舞，周围全是手握酒瓶的英国人。
　　当我偶尔回眸，一幅风俗画映入我的眼帘，杨炼和那位学者亲密地说着话，胡冬身着唐装，一言不发，凯利和小燕依墙坐在他的两侧。